（文/Clade Haberman）尽管从夏洛克•福尔摩斯到神探可伦坡看似都万无一失，尽管从昆西博士到吉尔•格瑞森都是临床医学的天才——如果我说现实的法证医学远非流行文化描述的那样是精确的典范，应该没人会感到惊讶吧。传统上根深蒂固的法医学实践的科学严谨性多年来一直在遭受挑战。即便如此，我们毕竟活在“C.S.I”的世界中，电视观众们纵使认为实验室技术抓坏人无懈可击，也是可以原谅的。但在现实生活里，犯罪分析方法是否靠谱还需要常常检验，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法庭上。
本周的Retro Report节目（一个系列纪录片，主题是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大案件）聚焦在显微毛发分析上，这是法医学几代以来的经典分析项目之一。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显微毛发分析是一项几乎不会出差错的技术，足以证明这个嫌疑人——毫无疑问， 阁下——就是犯人。现场不是发现了毛发吗？
但是，随着DNA分析法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问世，匹配毛发样本最终被证明并不像人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万无一失。误判的情况说明了一切。Retro Report关注了这样一个案子：华盛顿特区居民柯克•奥多姆（Kirk Odom）在1981年被判强奸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0年光阴。联邦调查局引以为豪的犯罪实验室宣称，他的头发和在受害者睡衣中找到的毛发是显微相似的——换言之，无法区分。然而最终， DNA检测结果显示他并不是强奸犯，正如他一直辩驳的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个官方的结果来得太晚了，当时奥多姆先生已经服刑结束，这就是一个人被不可信的司法检测毁掉的活生生的例子。
法庭也曾对其他实验室技术提出过质疑。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2009年的一项报告称，他们发现检察官和警察们日常依赖的各种方法有 “严重的问题”。这套方法包括指纹识别、血型鉴定、武器鉴定、足迹对比、笔迹鉴定、咬痕分析……是的，还有毛发检测。是DNA挽救了形势，这份报告指出，除了核DNA分析法以外“没有其他的法证方法能够严谨地、高度精确地证明，证据和某个特定个体或者来源之间存在联系。”
这并不是说这些技术毫无用途。的确，FBI依然相信微观毛发分析法，尤其是作为初步检验的时候。但是他们会采用更严谨更精确的调查手段——其中会用到DNA样本——作为后续，并且他们已经这样做了18年。尽管如此，许多法证方法都不再像过去（还有那些喜欢把电视剧当真的人）以为的那样，是无敌的挡箭牌。指纹会模糊，子弹会破碎，血液样本会被污染，头发也会被错认。
再有就是人性的弱点。 1997年，FBI的督察长报告说，调查局的犯罪实验室——虽然这事儿说出来不怎么好听——实在太马虎。技术人员常常把自己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夸大到超出科学界限的程度，往往都是把结论刻意偏向到有利于检方。曾在联邦实验室工作的取证专家马克思•M•霍克（Max M. Houck）对Retro Reprot说，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能够说的东西，和检察官或者辩护律师想要我说的东西，之间绝对存在断层。”实验室员工，迈克•P•马龙（Michael P. Malone），在90年代末期被指控提供虚假证词。 （马龙先生离开了调查局，但他说从那以后他依然以外包人员的身份为FBI工作，进行背景调查。）
“无罪项目”是纽约的一个非盈利团体，致力于用DNA检测法来帮助被误判的人们洗清罪名。论及质疑现有的法证鉴定方法，他们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该计划称，全国范围内在过去25年里，有316名罪犯通过DNA检测法得以平反，他们之中有18人被判了死刑。在几乎四分之一的误判案件中，犯罪实验室的毛发对比法都是导致误判的因素。
甚至连FBI在坚持毛发分析法有效性的同时，实际上也承认了过去曾出现过问题。
2012年，FBI与“无罪项目”和国家刑事辩护律师协会达成共识，同意采用更加谨慎的取证手段，以保证他们采用的方法落在已知科学界限之内。不会再有绝对的结论。譬如，调查局现在只能说，某个特定的人可以列入（或可以排除出）某个“大小未知的人群”，这个人群可能是某个特定头发样本的来源。另外也不会再使用带有具体可能性数值的陈述。此外，FBI正在检查2500多件缺乏DNA证据的旧案，以确定毛发分析这一手段本身是否在一些判决中发挥了作用。还不清楚他们已经完成了多少检验。
哦，正如神探可伦坡爱说的那样，“还有一件事”。
虽然将清白的人送进监狱毫无疑问是可悲的甚至是令人愤怒的，但如果因此假设监狱里装满的都是成千上万的无辜居民，恐怕就不对了。没有人会以为监狱里住的都是天使。“无罪项目”也承认这一点。
“经过DNA检测的案件里，”该计划的发言人保罗•凯茨说，“大约一半最后确认是有罪的。”（编辑：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