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有何生物学基础？为什么这一领域的研究饱受争议？基因、前额叶皮层、杏仁核、静息心率、激素、神经递质、母亲怀孕时抽烟喝酒、铅……它们和犯罪行为有何关系？且听听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犯罪学（Neurocriminology）专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在接受科学美国人”Mind Matters”频道主编加勒斯•库克（Gareth Cook）的采访时是怎么说的。雷恩教授著有犯罪学畅销书《暴力解剖》（The Anatomy of Violence），详细探讨了犯罪背后的生物学基础。
神经犯罪学，不是为罪犯开脱，而是为了减少犯罪
库克：犯罪和生物学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有一些不太光彩的历史，向来处于风口浪尖。给我们详细介绍下，以及是什么使得你认为如今这仍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雷恩：神经犯罪学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原因很多。历史上对于生物学研究的滥用不乏其例，譬如优生学，美国曾经以此对智障者实行强制性绝育，以提高人群的IQ，希特勒借此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滥用的可能性总是存在，我们当然得小心行事。不过也不能因噎废食，我们要给老大难问题找到新办法，而神经科学给犯罪心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将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或许可帮助减少犯罪，而无需借助如额叶切除术等这些生猛野蛮的陈旧招数。
另外一些人担心，过度关注犯罪的生物学成因，会使得人们忽视糟糕的社区环境、贫穷、种族歧视等一些社会学因素。我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并且毫无疑问，致力于消除这些不平等因素是无比正确的。但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我们忽视其生物学成因的话，犯罪永远不可能消失。
自由意志问题也来插上一脚。人们担心，如果将大部分犯罪和暴力都归咎于遗传和生物因素——那么自由选择呢？能动性呢？难道一切从开始就是注定的？难道我们只是一架基因机器，本性都是被预设好的？没有人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不是么？
还有政治问题。保守派们不喜欢我的工作，他们觉得这会软化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将暴行归咎于大脑，而不是罪犯这个人。自由派们也不喜欢我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会损害公民权利——我们可能会先发制人，用生物手段鉴别出犯罪高危人群，将他们锁起来，即使他们什么都还没做呢。
最后说说古老的同行相争问题。神经犯罪学比较新颖，颇受关注，大有一改现状之势。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受关注而感到忿忿不平。大家都是普通人，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当自己引以为傲的研究成果不被赏识之时，自然会生出怀才不遇的沮丧感（译者注：以及对我的羡慕嫉妒恨），这也很正常。
世事艰难任重道远啊。那为什么过去35年来，我坚信这是个有价值的领域呢？因为科学表明，犯罪行为有一半可以用遗传来解释。如果我们对这一点视而不见的话，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假装猎人不在那儿——我们失去的，是利用生物学知识来减少犯罪的机会。不要像鸵鸟一样，给自己虚假的安全感。最后鸵鸟很有可能被猎人射中哦。
确实存在“暴力基因”，但要找到它们不容易
库克：生物学和犯罪之间最强有力的并且被普遍认同的联系是什么？
雷恩：遗传在犯罪行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已无争议。尚不能确定的是哪些基因参与了这一过程。单胺氧化酶A （MAOA）基因的变异可能参与了一些犯罪行为的形成，不过，要完全弄清楚这些“暴力基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脑部成像也有一些进展。目前最可信的结果是前额叶皮层的损伤和犯罪有关。该区域控制我们的冲动行为。
不过事情从来不会那么简单。不少脑部系统都参与了犯罪形成的过程。和变态心理有关的一个“嫌犯”是杏仁核，它管理着我们的情绪，而心理变态者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感知情绪，他们不知悔恨、愧疚和良心为何物。有一些研究显示，他们的杏仁核有缩小的趋势。在面临道德困境的时候，其杏仁核也没那么活跃，看起来他们似乎对是非曲直没有感觉——尽管他们在认知层面上知道得清清楚楚。
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对于脑部和暴力的关系，我们的探索之旅才刚刚开始。（关于MAOA基因，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与犯罪的关系，详情请见《不是我杀的人，是我的大脑和基因》）
还有哪些生物学因素呢？很多，甚至简单到生理参数例如心率——不少研究显示低静息心率和反社会以及攻击性行为相关，静息心率低的人可能无所畏惧，也更易寻求刺激。激素家族的“嫌犯”则包括睾酮和皮质醇。神经递质家族也有一枚“嫌犯”——低浓度的五羟色胺和冲动型暴力相关。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健康因素，犯罪之果可能在生命早期就被种下了因。怀孕期间吸烟喝酒或者营养不良的妈妈生下的孩子，长大后更可能成为暴力犯罪者。分娩并发症，再加上一些社会风险因素例如被母亲忽视，也会使孩子成年后犯下暴行的几率增加。
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铅这样的“罪犯”，这些环境毒素会损伤大脑，它们和反社会行为相关也在意料之中。
社会在进步，犯罪在减少？
库克：你如何看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人性中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的观点：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犯罪率已经大幅下降了？
雷恩：《人性中的天使》的确是本佳作，其主要的论点——犯罪率逐渐下降——我也深以为然。的确，良好的社会结构可以保证秩序，抑制犯罪滋生。不过，他的书里尤其让我心生共鸣的论点是：思考和推理是我们的天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有教养，更有逻辑，更讲道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促使我们远离了暴力。
其实这也是我写下《暴力解剖》一书的真正原因。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为什么人会犯罪，了解犯罪者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机制的形成。
1993年我写的一本书里提到，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人们对于癫痫和精神病等已经不再用道德或者神学的眼光去评判，而是给与人性化的治疗。在这次的书里，我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我真诚地希望社会更加开明，可以利用生物学里这些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了解和减少犯罪。我们当然可以很简单地说，一个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邪恶。但这都是十三世纪的思考方式了。现在我们要科学一点。
要遏制犯罪，就必须了解它的成因。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是犯罪这枚硬币的两面，过去我们只关注了社会因素，现在是时候看看硬币另一面长什么样了。否则，我们永远不能了解犯罪的全景，而报纸头条上仍会出现各种令人恐慌的各类罪行。
“基因给犯罪上膛，环境扣下板机（Genetics load the gun, environment pulls the trigger）。”
相关小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