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因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90年前的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在中国。

今年11月，适逢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90华诞。

昨日（11月28日），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成立。李先生曾说，这是最后为中国做的事，建立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所。

李政道不仅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大科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对养育了自己的中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眷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为推动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的成功举办、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成立等改革开放之初的重大战略举措，都与李政道的建议直接相关。关于这些“有形”的贡献，常被人们津津乐道。

宇称不守恒与中微子物理国际科学研讨会暨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展览会（11月2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摄影：张双南

科学启蒙意义深远

其实，除了诸多“有形”的报国义举之外，李政道在当代中国还有“无形”的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历史阶段，李政道在国内的一系列建议、谈话和演讲，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发挥了科学启蒙、思想启蒙的作用，其坚持不懈的持续报国之举也堪称海外华人报国典范。

1972年9月，阔别祖国26年的李政道以美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第一次回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并于5月30日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是李政道在“文革”期间仅有的两次回国。

1974年，年轻的李政道回到中国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会面当中李政道建议毛泽东参考中国体育对运动员从小培养的模式成立大学少年班，对中国的少年天才进行科学培养。这一建议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头同意，不久之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图片来源：http://pec.jstu.edu.cn/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的春天带来了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的春天。1979年春，李政道应邀回国讲学，为国内物理学界“补课”，主讲《粒子物理学》和《统计力学》两门课，听课者是从全国赶来的数千名科研人员、大学教师以及研究生，持续近两个月。这件事因时机特殊、各方高度重视、持续时间长、受众面广、讲学效果好等，所以影响非常大。邓小平在授课期间的4月15日，专门安排接见了李政道，赞赏李政道回国讲学。邓小平说，“大家都反应你讲的很好，反响很强烈”。李政道的这次回国讲学之旅，对于形成重视科学和教育的良好氛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正是这次回国讲学，开启了李政道在改革开放后的持续回国报国之旅。

1980年代，李政道几乎每年回国一到两次，大多数时候回国停留时间都超过一个月。在有限的回国时间里，李政道的日程总是满满，他不仅在有关科教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向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而且在全国各地不同层面宣讲自己对于科学技术、科教事业改革发展的看法、观点和思想。鉴于李政道的地位和影响，国内媒体都乐于报道他的建议、讲学、演讲内容，媒体上都有广泛的报道。应当说，李政道在国内发表的一系列看法、观点和思想及其广泛传播，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触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契合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真正起到了科学启蒙、思想启蒙的作用。

2006年，李政道题字赞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刘巨德的画作，图片来自宇称不守恒与中微子物理国际科学研讨会暨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展览会开幕式现场。摄影：张双南

“水·鱼·鱼市场”

李政道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他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思想。1980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基础科学研究在国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国家投入不足，社会普遍轻视。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道理上讲清楚基础研究与应有研究的关系，特别是要讲清楚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而且要通俗易懂，便于决策者和社会接受。在这些约束条件下，李政道机智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李政道说，“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他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是不会有鱼市场。”

这其中的“水·鱼·鱼市场”理论，就是最为形象、最为贴切的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比喻。李政道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无需多言，这首诗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三者之间的关系。据李政道回忆，大概是在1984或1985年，他在与谷羽和刘怀祖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想出来“水·鱼·鱼市场”的比喻并加以引用。在这之后，李政道在与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见中，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以及一些会议的讲话、演讲中，常用这一比喻。查阅当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报刊杂志，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关系的言论和思想在专业期刊和大众媒体上都有着大量的报道，这对扭转社会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偏见，正确认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赤子之心 义无反顾

在海外华人世界，李政道身体力行报效祖国，堪称典范。1980年代，很多华裔科学家积极向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这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华裔科学家建言献策的适用性、可行性问题。

1980年10月，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收到时在美国访学的中国物理学家周光召的来信，周光召在信中谈及了华裔科学家莫伟对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一些看法：“莫伟找我谈了三次，谈了一些情况和意见，他意思是希望我把这些意见转告国内……他说有些美籍华人随便向中国领导提意见，有些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人有私心，中国政府不要轻信他们……莫讲据他看只有李和杨没有私心，热情希望把中国事情搞好，但不幸他们意见不一致。”从莫伟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华裔科学家在向中国政府建言献策时，要么不了解中国情况，要么提建议很随便，要么可能存有“私心”，而莫伟则是充分肯定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尽管他们意见不一致，认为他们“没有私心”。莫伟与李、杨二人并无关系，因此，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

2006年11月，在庆祝李政道先生八十华诞的集会上，与李政道有了极深交往的原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在发言中说：“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所有我认识的华裔科学家中，他是非常爱国的，他为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实际贡献……他是以实际行动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他实实在在的为此做了很多很多的实事。尤其让我感到敬佩的是政道从来不对中国发展中的一些事情说三道四，总是从正面的角度来帮助、来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这是十分可贵的。”从李政道对中国科教事业的现实影响的角度来看，周光召先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原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先生也曾对李政道有过评价：“政道每次回国都是这样不遗余力地为祖国做着各种事情。他常常与我和其他朋友们讨论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每次提出重大建议前，他都征求我们的意见。一旦付诸行动，他就全身心投入，力求实效。政道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见解、充沛的精力和执着的精神，令我十分敬佩。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热爱祖国、真诚回报祖国的赤子之情。就像他曾经对我说的，平生最大的心愿和安慰就是能够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

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做一件有益于祖国的事不难，持续不断为祖国做贡献则很难，数十年义无反顾迎难而上为祖国发展做贡献则难上加难，需要超越常人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李政道就是后者，他数十年的赤子情怀与卓越贡献经受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已载入史册。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奋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当下，如何充分发挥好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作用，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李政道在中国科教事业改革发展中的特殊角色、作用和影响，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编辑：Sol_阳阳）

图左，李政道和杨振宁在杨振宁的办公室。图右，1956年夏天，李政道教授与杨振宁教授同在布鲁克海文做访问科学家，该图是当时他们在讨论学术时，李教授的手稿。照片为美国物理联合会（AIP)赠与果壳网科学人。